对于何应钦是讨伐派、亲日派的说法，王子壮认为这“与事实全违”，盖事变后，“群俱惶骇，而以老同志对此事更属愤懑，如居先生于纪念周慷慨陈词，主张立即讨伐，戴先生之痛哭激昂(因此与宋美龄起冲突，会议中拂袖而去，后经群劝及宋美龄亦有歉意表示始已)是其著者。据余所知，丁先生、张先生、孙先生、于先生诸元老莫不主张立即讨伐，以威力迫使小张屈服而释蒋。若何应钦是当时之最受压迫者，会上既推彼为总司令主张严厉讨伐，而家属方面之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缓和以救蒋先生为上，于是不使何应钦用兵。”王此处的日记透露出，会上是戴季陶与宋美龄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而且，当时会场气氛完全是讨伐派占了上风，和谈之主张根本不容在会中讨论。孔祥熙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中“颇以昨日之决议为较严，会场中群起非之……孔退而与丁先生谈，乃告之曰：此会场之空气系在国家之立场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尽量营救，但不必向会中报告，如果接洽能以济事，使蒋先生恢复自由，中央方欢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于会上声张等语。孔自是不以与张接洽之事向会场陈述。宋子文赴西安均谓系私人行动。”(47) 也即讨伐派已经掌握了南京中央的“话语权”??和谈只能是官方立场之外的、幕后的、私下的行动，这与齐世英说戴季陶表示只是“看大门的”，不限制旁门、后门的说法是吻合的。宋子文也说，叶楚伧多次在报纸上重复指出他“是以个人身份前往”(48)。至于何应钦未力主讨伐的原因，王谈到是由于受到传闻的压力，“又何应钦偶提前方暂停轰炸以待宋子文之折冲，立即遭戴先生面斥，何只唯唯而已。盖何亦有不得不如此者在，盖蜚语流长谓何将取蒋先生而代之，其志不在救蒋也。”(49)

　　宋美龄的批评确实打击了讨伐派。“戴先生请假赴汤山不问事者月余矣，闻近中并无甚重病，说者谓与此事有关。丁先生赴日照已去数日，虽主要系为中央政校事，但对于蒋之溺爱不明，亦颇不慊。居先生亦云，如此胡来，只有不干而已。何应钦求出洋而未得许可。”(50) 全没了当初舍我其谁的神气。

　　陈立夫也说：“自西安事变以后，戴季陶控制自己，不再大胆说话……戴先生说，他仅仅是为了拯救蒋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兴。他不仅不愿意大胆地讲话，而且，除非蒋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向蒋先生建议任何事情。在各种会上，他很消极……他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51)

　　不少论著都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但从王子壮日记及其他数种当事人回忆来看，主张讨伐最力者是戴季陶，而且直到23日仍然坚持，其次是居正，何应钦因军事行动迟缓，反而是戴季陶等责斥的对象。不过，王子壮并未出席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召开的碰头会，在这次会上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的情况，王子壮并不了解，故其说法与冯玉祥日记有出入。这时，西安的情况不明，蒋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诉诸武力对整个国家不利，但还谈不到是对蒋别有用心。13日，宋美龄、孔祥熙等回京，宋坚决反对开战，不久之后，就有何欲乘机取蒋而代之的说法传出，何应钦就不便再极力主战了，于是出现了王子壮日记中所记载的何应钦变得比较小心谨慎的情况。其实，这也并不能完全说明何应钦就是被“冤枉”了，何应钦究竟有无异心？是否戴季陶等元老派这种横冲直撞的态度正中其下怀，乐得顺水推舟？(52) 此后发言较少并不能证明他内心对此就不积极，对何应钦的真实打算，笔者还缺乏确凿的史料，还不能作出定论。(53)

　　西安事变当然是以和平解决对国家民族最为有利，演成内战只能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用兵当然就是选择以内战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蕴含有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张学良让步的意图，但如果军事打击得以有效实施，势必逼迫西北方面的武力抵抗，大规模的内战就很难避免了。主战派根本不理会张学良、杨虎城的诉求是否有合理之处，也明白说不能因顾忌蒋介石的安全就不敢用兵，对外患日深、内战将更加耗损国家元气的严重后果竟完全置之不顾。他们只是强调要维护国家的正统和党国的威信，迫不及待地下讨伐令，调兵遣将，使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做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很难说是一种正确的决策。(54)

　　主张用兵是否就是对蒋别有用心，二者可能还不能如此简单地划等号。从救蒋的角度言，摆开军事威胁的架势，将讨伐的利剑高悬于张、杨头上，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像居正等主张马上打、立即打、不等命令就打，似乎就有点别有用心的味道了，且已出现了为了党国利益可以不顾蒋之安全的苗头，并说蒋要求暂勿进攻的手令是在胁迫之下所写，可以弃置不理，这明显是对蒋之绝对权威的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宋美龄等人深受刺激，内心有世态炎凉之感慨，且有怀疑愤懑之情绪也是完全正常的。理智上，蒋介石可能也认为南京的军事威胁是促使张学良妥协的因素之一，但在他被囚之后一些人态度的不敬，一些人一反常态的活跃，宋美龄等人的营救活动在内部所遇到的重重阻力，以蒋氏的性格和为人，他的内心决不会毫无波澜，后来，借宋氏《西安事变回忆录》旁敲侧击、稍稍示以颜色的做法，应当算是相当克制的了。这也是蒋在事变后巩固权威、重塑形象的一系列动作之一环，从迫不及待发表对张杨之训词到审判张学良，对杨虎城撤职留任，到一再辞职休息，发表《西安事变半月记》及宋氏回忆录，一方面开始了对张杨的报复，一方面也敲打敲打党中这些满口高调、成事不足的“老同志”。(55)

　　从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到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与冯、阎、桂各大派系一一交手，在党内与汪、胡的斗争也是难解难分。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也加入了关内反蒋阵线，南京中央一批一直属于蒋最亲信的人物因主张讨伐，似也在蒋心中产生了若有若无、挥之不去的阴影。前路茫茫，蒋介石还可以信赖谁？倚重谁呢？陈诚等数名与他一起在西安蒙难的要员？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蒋鼎文、戴笠等极力营救他出险的姻亲、近臣？1937年初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蒋介石此后最核心的权力格局和人事安排，是否受到了西安事变这一意外变故的影响(例如十几年后陈诚、蒋经国在台湾政坛的超强地位)？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走向，又何尝不是一个微妙转折的开端呢？

　　本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中国台北“国史馆”协修吴淑凤小姐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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