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也明确说，当时是戴季陶特别坚决。记录者问，“谁是派遣讨伐部队的主要倡议者？”陈答：“几位元老。戴季陶特别坚决。他引证历史??就像贵国人谈历史一样，说明为了拯救领导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须坚决。他说，历史事实是，当领导人被绑架时，政府软弱，领导人肯定被害；政府强硬，领导人将安全无恙。”记录者问，“何应钦态度如何？”陈答：“在几位元老发表意见后，何应钦拥护这一决定。”(32)

　　事变后，东北几位政界元老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在观望了几天之后，到南京找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为东北军系的王树常，说想往西安劝张学良释蒋。王树常跑去与东北籍官员、主持过国民党东北地区党务的齐世英商量，齐世英将此报告给陈果夫，陈果夫说此事他不能做主，要去问戴先生，问过戴季陶，陈告诉齐世英“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去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陈果夫并让他们去找何应钦安排飞机，何也给他们安排了，结果因天气原因只飞到太原。(33)

　　戴季陶态度的这种变化，答复得这样含糊暧昧，或许与宋美龄等人的强烈反应有关，对谋求政治解决的方式，不便再反对，也不好明确认可罢了。

　　三、主和派与“讨伐派”的较量

　　从陈布雷等人的回忆来看，当时宋美龄与讨伐派斗得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到了要去向她当面解释的程度。陈布雷说他在事变期间做的几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劝慰蒋夫人，并解释其对中枢之误会”。关于戴季陶的情况，陈布雷也觉得是“愤激失常”，说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均不在，代秘书长朱家骅又“赴浙任事”，“会议各事余不得不以副秘书长处理之”，但是否开会，取决于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之外的另四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适从。其时戴院长则愤激失常，居、于二院长不甚问事，而孙院长之意见每与戴院长出入。余所能相与商榷者，楚公而外，只有果、立、养甫(即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引者)诸人而已。”(34)

　　事后，宋美龄在公开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仍作了不点名的批评，她说：“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马上决定对张学良撤职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有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35)

　　对于与讨伐派激烈争执的情况，宋美龄回忆：余对中央诸公“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或有主张“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认为“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对之一一予以驳斥，力主和平解决。当她决定亲赴西安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36) 宋美龄这份《西安事变回忆录》是经蒋介石“校正”过的(37)，言词尚且如此尖锐，其私下对蒋哭诉时对讨伐派的不满与愤怒就可想而知了。

　　对宋美龄回忆录的说法，对蒋介石同意出版此书，王子壮很不以为然，在1937年4月21日的日记中，他说，中正书局奉命刊布“此类与国策不相容之著作，实不能不叹蒋先生之溺爱不明，将为盛德之累”。中央如不力主讨伐而与张说和，则政府之立场尽失，国家将有旦夕倾覆之祸，“尚能容汝辈与张折冲乎？”如果不是军事压力的迫使，张学良未必即能放弃其主张而送蒋返宁。“事实昭彰，既已明甚，妇女之见莫不以眩才饰短为其聪明，蒋先生信之且为出版，非溺爱而何！”(38) 到了5月12日，王更怀疑是因为别有作用，甚至认为是由于亲共势力包围的结果，或者是与中共达成了某种妥协，“然其所以必须发表之动机，则令人不能无疑。盖事情既已过去，蒋先生亦安然出险……何竟欲无端再启风波，蒋夫人非愚，蒋先生亦竟任其行事，则不能不令人疑有不得不如此者在。”他将此事与毛泽东一篇分析国民党内有抗日派(列有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亲日派(列有何应钦、陈绍宽、张嘉?、吴鼎昌)之分，蒋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的文章联系起来，他说：“唯是毛既有此不合事实之分析，然上海则有孙夫人宋庆龄素以联共为主张，宋子文、宋美龄均为其兄妹也，包围蒋先生左右者尚有端纳，屡作论谓西安事变证明，真反蒋先生者在南京。其意在为小张洗刷，以为小张与蒋只政见有出入，乃不惜厚诬南京之长者，谓其主张讨伐系别有作用。蒋先生地位诚高矣，但与党内诸人之关系反日疏远，几无人能与之作亲切之恳谈者，此一辈人乃有运用之余地，宋美龄之回忆录而必欲于此时出版，蒋先生亦优容之，乃此环境之产物也。”(39) 看来，此时在国民党内，连宋美龄、宋子文都受到了有亲共倾向的怀疑，也难怪宋子文在其1936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说：“我也从张公权(即张嘉???引者)妹妹的许多朋友得知，张公权指说西安事变是我策动的。”(40)

　　此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将之放到当时南京的政治氛围之下，又觉得不足为奇了，讨伐派什么怪论都提了出来，如蒋之停战手令是否因受张杨之胁迫而作之类。而且事变后，张杨、中共与宋子文在23日的谈判中也确实讨论过改组南京政府的问题，其中就涉及了张嘉?，据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谈判中“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41) 此点在宋子文同日的日记中基本可以得到印证：“下午，张、杨、周恩来来见，讨论新内阁人事。我一再被逼迫，但我告诉他们，基于政治及个人因素，我将不会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也不愿参与新内阁。他们坚持要我接受财政部长职务，这样他们就有信心拿到他们的经常费用。他们担心，外交部长不应该是亲日派。我跟他们讨论到许多人，提议徐新六……铁路部长，他们不要亲日派的张公权，海军不要陈绍宽。上述讨论的备忘录请见(附件C)。”(42)

　　不过，当时怀疑宋子文的也不止一人，康泽回忆说，宋美龄去西安前，他去见宋美龄，宋表示“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阿哥同张、杨戏中有戏。”(43) 宋美龄怀疑他哥哥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为财政问题发生了尖锐冲突，宋一怒之下辞职。蒋在日记中曾几次骂他，1932年5月31日，与宋子文谈财政，“曰‘子文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可痛也。’”(44) 1933年9月5日，“与宋子文谈后曰：‘子文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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