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日记中关于陈公博态度的记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因为陈公博自己说他是主张讨伐的。1939年6月，陈公博在香港写了《苦笑录》一书，回忆他自1925年到1936年的经历，最后一章刚好是《西安事变》。此时他已脱离重庆政府，自称要写一本到他死后才能公布的“存真”的“一笔一笔的纪实”，因此写得比后来一直留在国民党营垒的人似要超脱和直率些。他说，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中，“我见那样纷乱的情形，忍不住对何应钦提议：第一、政府应将真相公布天下，以释群疑。第二、政府应该明令讨伐，免得张汉卿拿住蒋先生对中央要挟……何敬之在口袋里掏出一本日记簿，把我的提议一一记上。”(19) 笔者以为此处陈公博本人的记忆更准确些。

　　12月13日，陈果夫、张道藩都在中央政治学校纪念周上对学员发表了拥护对张杨“讨伐镇压”的讲话。(20) 16日陈果夫在日记中提到：“上午政会决定讨伐张学良，会时极紧张，此办法实在是进一步之方法，略稍急进耳！”“此事真应强硬，不强则不能速决，不速决则夜长梦多，如共军到达，则不易办理矣。”(21) 这已相当明确地反映了陈果夫的态度。

　　晚年的陈立夫在做口述史记录时说：“我自己是100％地拥护派遣讨伐部队。我相信这是必须的，只谈判不够。”(22) 这与上引徐永昌日记的说法也是吻合的。

　　马超俊回忆录中专门有一小节写“西安事变”，他也是站在讨伐派一边的，“两种主张激辩甚久，我坚决主张用兵，俾维国家纲纪于不坠”(23)。

　　宋子文12月21日日记提到，见叶楚伧、熊式辉等人，当被问到蒋介石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时，他回答，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委员长将不希望目睹更多内战。熊式辉说，“他怕委员长在西安会被迫违背自己心意而同意西安方面的要求”。宋说这是对蒋人格的诽谤。(24) 在好战反共方面，熊式辉是从不含糊的。

　　至于林森的态度，冯玉祥日记说，林在13日下午的会中表示，“讨伐令不可下”。但黄绍?回忆称，在13日上午中央党部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紧急会议上，林森主张“非讨伐不可”(25)，但实际上，林森13日下午1点半才回到南京，而且也未见有13日上午开会的记录(26)。黄的回忆可能有误。不过，在21日的纪念周上，林森发表《中央明令讨伐叛逆的重要意义》的演讲，说了一大通明令讨伐的理由，表明至少在公开场合，林森是赞同讨伐的。(27)

　　综上所述，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

二、戴季陶主张讨伐最力

　　在上述成员中，戴季陶是公认的主战最力者。

　　据陈公博回忆，12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许多人都缄默不作声，“到底还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来，演说一番大道理，结论是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这个提议，在一致沉默和悲愤之中，全体通过”(此处记忆或有误，此会只是通过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16日会议才通过讨伐令)。第二天，南京接到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但南京把这个通电扣留起来，“一心一意地筹备讨伐，不过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早上蒋夫人已从上海回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

　　对戴季陶这时的表现，陈公博有很传神的描绘：“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戴季陶不仅斥责何应钦，对孔祥熙也是毫不客气。“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庸之先生本来在会场上是素来盛气凌人的，或者因蒋先生被困西安，没有靠背罢，那时真是低声下气，变了一个宽容大度的谦谦君子。连那位平日????的居觉生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28) 看来，在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的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如果蒋真的从此走上不归路，南京的政治格局就要重新大洗牌了，例如远在欧洲的汪精卫一闻讯即决定兼程返国，已在跃跃欲试了。

　　对戴季陶等的强硬态度，宋美龄等人十分不满，担心因此激化南京与西安的矛盾，宋美龄在中央军校发表演说，批评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讨伐派陷于颇为尴尬的境地。在陈公博看来，“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不过，陈公博、陈璧君23日已启程去香港迎候汪精卫，未参加这天上午召开的中常会，对会中戴季陶继续强硬，斥骂何应钦的情况就不知情了。(29)

　　陈天锡回忆说，在当晚的会议上，戴季陶就主张下讨伐令，“及会议时，曾坚决提出立下讨伐令主张，但各方意见不尽一致，议至夜深，犹不解决。公谓会议结果，明日必须见报，断不可迟延。最后始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惟公主张之讨伐令，直至十六日始下。”(30)

　　马超俊所述的情况，则与王子壮的说法颇为吻合。

　　“当时群龙无首，其最大的争执，在是否用兵问题，一部分中央委员，以戴季陶为首，主张用兵，其理由谓：‘张、杨作乱，必有助力与背景，在内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等，皆可引为同路，在外共党与苏俄，皆可暗中联络。张、杨藉此背景助力，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戴季陶当场痛哭，后由冯玉祥、戴季陶、程潜与我同去见蒋夫人，我对蒋夫人说：‘无论如何，应该出兵。’”宋美龄表示，她“将与端纳去西安”。

　　几天之后，因张、杨仍未答应送蒋出陕，“中央委员于16日再度集会，遂决定对张、杨用兵，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入陕宣慰。在开会时，何应钦不大讲话，只是表示服从命令。丁惟汾亦很少说话。”(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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