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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为因应事变,作出了各种紧急处置,参与事变处理的核心人物,包括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戴季陶等。众所周知,事变后南京中央分为和战两派,人们往往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①,但实际上,有不少当事人都谈到,戴季陶才是主战派的代表②。何应钦虽然是“讨逆总司令”,受命指挥“讨伐军事”,但态度并不似戴季陶等坚决,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处于和战两派之间者。本文拟根据若干新的史料,再对此略作探讨。
一、所谓“讨伐派”的阵容
先看事变后南京政坛的人物。
这里有一份参加12月12日深夜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的第28次紧急联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列名出席政治会议者为居正、马超俊、张继、朱培德、戴季陶、朱家骅、冯玉祥、李烈钧、程潜、丁惟汾、梁寒操、陈果夫、陈璧君、陈公博、李文范、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王陆一、叶楚伧、陈立夫。列席会议者为外交部长张群、实业部长吴鼎昌、铁道部长张嘉?、海军部长陈绍宽,以及中央委员邓家彦、张道藩、方治、陈庆云、贺耀祖、熊式辉、曾养甫、张厉生,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席为于右任,代秘书长为朱家骅,副秘书长为陈布雷,记录为狄膺、叶秀峰、朱云光。③
13日晨宋美龄、孔祥熙从上海回到南京。13日下午3时至5时半在中央党部召开第29次中央政治会议,增加的人员一是刚从福建返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另有吴稚晖,教育部长王世杰,委员增加了萧吉珊、周佛海、傅秉常、赵棣华、闻亦有、周启刚、徐恩曾。④
12月16日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召开第30次中央政治会议,增加者有钮永建、王伯群、王宠惠、覃振,主席为孙科(代),朱家骅因去就任浙江省主席,未与会。⑤
22日,汪精卫自欧洲启程回国,并发表谈话。
23日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召开第30次中央常会(临时会)及第31次中央政治会议,新增加者有许崇智、徐堪、陶履谦等,朱家骅23日晨返南京出席,王子壮等记录。⑥
在这些人当中,主张或赞同武力讨伐的是哪些人呢?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相当于副部长)、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在日记中记载⑦,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于当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11时已陆续到齐,“面面相觑,愁容苦面,略无表情”。会议由丁惟汾主持,何应钦报告所得情报,叶楚伧、戴季陶等相继发言,“最后决定中央之根本态度不能变更,应严申纪律,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再用私人各方面之关系于维护中央根本态度之下去挽救蒋先生”,凌晨4时始散。⑧
17日,开国民党中央常会,何应钦报告,今晨4时得蒋鼎文来电谓奉委员长手谕即日来京并嘱前方勿轰炸,何已表示同意。但会中居正、孙科“均有极激昂之表示,以为此种电报在蒋先生不自由之期间均为小张所弄虚玄,现在唯一的出路,迅速以大军包围西安始有讲话余地,在蒋先生没有恢复自由以前一切命令均应认为无效等语”⑨。
18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各院院长、军事当局在政治会议楼上开会至12时,从西安返回之蒋鼎文亦参加,同意本日不轰炸,但限于当日6时前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密谈解决之法,如派宋子文飞赴西安与张面洽并由阎锡山居中斡旋等。因中央讨伐令既下,不能再谈调停,而实际上如能获得调解使蒋先生立复自由亦未尝不可,但恐无结果,故宜密行之。实际上即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之解决法也。”这反映出蒋鼎文带回蒋介石的手令后,与会者对和平调解的方式已不绝对排斥,当然,在时间上作了相当苛刻的限制。
20日晨,宋子文以个人名义飞西安,“行前有人劝阻”,宋子文表示,“此为余个人之行动,以亲戚关系前往探视,他人不得阻止也”。宋21日下午4时30分返回。⑩
22日晨,宋子文、宋美龄又飞西安。23日9时,中央常会及政治会召开会议,对于“宋子文临去时且嘱暂勿轰炸”,戴季陶、朱家骅等俱为大哗,“认为系违背中央决议,且中敌人之缓兵计”,会中一致起立表示应迅速出兵,“何部长亦唯唯,余于此事得见何先生之沉着有余而出兵神速殊不足与蒋先生相比拟也。两广之变蒋先生以最短时间集中大兵三十余万,今事变发生十余日矣,入关之兵不过只达华县等地,渭南尚在敌手,至可叹也。”(11)
王子壮也谈到,南京中枢对事件处理在步骤上有缓急两种,急者“如居、戴、孙均以为事以〔已〕至此,如冀其觉悟,非可徒托空言,要需急速用兵包围西安,解决其实力若干,迨其本人感觉生命危险,必始能促其就范,更能断其与共党之联络也”;缓者“如蒋夫人、宋子文等则以为应先事接洽,冒然进兵,或有危及蒋先生之虞”。而何应钦处于此两者之间,“中央既予以讨伐总司令而家属方面则责其先尽人事”,“昨日(23日)会中以何轻应家属之请,戴先生面斥其违背中央决议,声色俱厉,何亦不敢较,足见其处境之苦”。(12)
以上表明,主战者有戴季陶、居正、孙科(13)、朱家骅(14)、叶楚伧等人,日记中提到23日的会中一致起立表示应迅速出兵,又说明在南京中央当时主战的声音是占上风的。王1937年5月12日的日记还提到,“据余所知,丁先生、张先生、孙先生、于先生诸元老莫不主张立即讨伐”,也即丁惟汾、于右任都是主战者。(15) 至于这个张先生是谁,张继?张群?还不好确定,因为据徐永昌日记,张继是主和的,“赵芷青(丕廉??引者)电述南京中央集会时戴季陶等或是顿号或是叫叹,张溥泉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陈立夫即指为汉奸”(16)。
其次是冯玉祥日记,他说,12日下午,在何应钦家中,“一、协和(李烈钧??引者)主张安全介石为主。二、陈璧君主安全。三、陈公博亦然。四、朱益之主打。五、何敬之主打。六、叶楚伧主打。七、戴季陶主打。”13日上午,与张治中(文白)等谈,“文白说,蒋夫人希望和平,孔庸之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午后3点开政治会议,“何应钦主下讨伐令”;“戴季陶先生说话极多”;吴稚晖说“为介石安全须速运兵去”,“设法去人”。14日上午9时冯玉祥、居正等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后到楼上谈话,吴稚晖又说“要打快打,须防共党,须防准共党”;“戴先生大怒之下,责备孔之谈话不用力。孔庸之详问哪一句不合适,可改之,意思甚为和气。有几位更急,非打不可。”除戴季陶外,居正似乎也特别积极,在这次纪念周上,他说:“非打不可,黄埔应当起来,不要命令去打,介石去到永丰时,谁给命令?马上去打。”16日上午的中央政治会议,“程颂云亦主快战”。(17) 据此,主战者增加了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程潜四人。
时任参谋总长的朱培德主战,另有资料可资佐证。据戴季陶秘书陈天锡回忆,1937年2月朱培德去世后,戴季陶告诉他:12日晚上的会议“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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