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生，浙江慈溪人。教授、硕导、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赴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

    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先生推出了《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众开讲中国史，这一册涵盖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国学大师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显然，作者是以此为讲史准绳的，而我也正是以这种标杆去拜读袁著的，但读完全书，不仅领悟不到他的温情与敬畏，扑面而来的却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轻佻与侮慢。

    
一、考据学“这个玩意儿实在没什么意思”

    袁著自序声称，“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的”；还说自己“至少让学生不要相信没有史实根据的事情”。我无缘亲聆其课，只能凭借他这本《玩意儿》来领教，看到的却是纷至沓来的史实出入。以下试从十个方面说明，限于篇幅，每类仅举一二例证。

    其一，小说家言。除非运用陈寅恪那样的诗文证史法，一般情况下小说戏曲是不能当作史料的。而袁著说，商末“比干因为劝谏被挖掉七窍玲珑心，后来成了文财神”（原书页58），文财神之说纯属齐东野语，即便《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封比干为文曲星，也不是文财神。类似情况还有宋高宗把岳飞“十二块金牌召回风波亭干掉”（页177），风波亭也仅见于《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家言。对岳飞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指出：“后世传说岳飞死于风波亭，宋代无此记载，故并不可信”。袁著却把这些小说或戏曲中的艺术创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其二，子虚乌有。袁著有些叙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据，完全属于自产自销。例如，他说，“蜀国建立后，诸葛亮只活了九年”（页75），页262他再次说：“诸葛亮在蜀汉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而《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其卒于建兴十二年（234），至今尚无史料说他死于230年。袁著又说，厓山之战后，“张世杰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风遇难。”（页184）有关记载只说张世杰“将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达”，从未见其“准备退往印尼、菲律宾”的史料。倘是著者独家发现，切盼公诸学界同好。

    其三，张冠李戴。袁著颇有将不相干的人事与言论派错主人的情况。例如，他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却引“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为证（页63），这不是王充的主张，而是荀子的高论，语见《荀子·天论》。1004年澶渊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驾亲征，却不愿过黄河。袁著说“寇准特生气，但也没辙。太尉高俅拿着鞭子抽抬轿子那帮人，瞎了眼赶紧把皇上抬过去。”（页166）随从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挥使姓高，也确可称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琼，《宋史》有传。那时，估计高俅的爷爷还没有出世，而且两人虽然同姓，却非一族。作者张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达一个世纪，实在离谱。

    其四，以偏概全。历史上的人、事、物丰富而复杂，决不可盲人摸象，固执一端，袁著却时有这类错误。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五种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木头棒子。”（页20）据《汉语大词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说其“木头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顶端装有圆筒形金属，无刃。亦有装金属刺球，顶端带矛的”。可见它有金属矛头，随县曾侯乙墓就出土过铜殳，将其说成是纯木头棒子显与现存文物有出入。作者还讲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这个是挺不容易的”（页152）。即便不说宋初枢密使与副使多由武将担任，即便杯酒释兵权完成后，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与岳飞两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玮。仁宗朝除了狄青，还有王德用，他们两人还都升任枢密使。钦宗朝名将种师道也担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枢密副使），与岳飞同时，高宗朝武将当上枢密使则有张俊与韩世忠。

    其五，混为一谈。历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执行情况有时并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别，缠夹混淆。比如他说：“从秦朝开始则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所以中国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战功的，文官也一样，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立战功了才封爵。”（页47）。这是把秦的军功爵与其前后的一般封爵制误为一事。例如司马光，从《资治通鉴》第8卷起，就有“河内郡开国侯”的系衔，可他从来没有战功，类似情况秦汉以后可以找出很多。著者还说，“按照中国古代的礼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驾崩，不能生育的嫔妃一律殉葬，武则天也应该勒死殉葬的。”（页103）这一说法大有问题。秦始皇死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其后，尽管有个别妃嫔自发殉死的例子，但后宫殉葬即不见于各朝典制。唯有明朝，从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复妃嫔殉葬，明英宗临死前明确废止这种倒行逆施。袁著根据明朝前期相关情况，便判定其前各朝礼法历来如此，未免太想当然。

    其六，顾此失彼。中国历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现象，年代跨度很长，叙述其起讫兴灭自应前后照应。在这一问题上，袁著颇多顾此失彼的疏误。例如，他讲到法家法治时，以贵族有“免死金牌”相对照，只说“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页34）。作为一种法制规定，八议源自《周礼·小司寇》的“八辟”，秦国商鞅变法废止，汉初承秦制，八议未列入律法，但魏晋南北朝与隋朝，八议都见诸于律文。现存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名例律》就有《八议》专篇。袁著只拿清律说事，便给人迟至清朝才有八议的错觉。

    其七，大胆臆测。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历史情况，袁著有时所下结论之大胆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开元通宝的‘开元’意思可能是国家刚刚建立，开辟新纪元，它不是年号，否则的话开元通宝就成了唐玄宗的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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