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周璇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从这时到她病逝，她在新中国的怀抱中度过了7年的时光。1957年9月，在她去世两个月之后，《文汇报》发布了由上海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苏复所作的《周璇生前病情和治疗过程的报告》，同时还发表了一篇记者所写的《周璇在新旧社会的两种遭遇》，文章中对比了她一生的“两种遭遇”，可以得知这位艺术明星一生的经历。

　　周璇的身世至为凄惨，她本是一个弃婴，后来成了人家的养女，期间又险些被卖进娼门，再后又寄人篱下。12岁时她就加入了联华歌舞班，靠着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刻苦，逐渐开始走红，上海一·二八战役前她唱红了一曲《民族之光》，不久又以一曲《小小茉莉》红遍大上海。

　　此后她走上从影的道路，先后在“艺华”、“电通”等电影公司扮饰剧中人物。由于当时上海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和扶持，她在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和史东山导演的《狂欢之夜》中成功地扮演了角色。从此名声大噪，以至于后来她由香港返回上海后发病，上海的许多老观众还纷纷给她写慰问信，表示对这位女明星的关怀和爱护。可以说在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周璇的名字都是尽人皆知。她当年唱红了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夜上海》、《何日君再来》等等，余音绕梁，数十年不绝于耳，风靡了大半个世纪。

　　在“周璇”这块金字品牌的背后，凝聚着一大批中国文化界和电影界精英人物的劳作与智慧，如田汉、夏衍、贺绿汀、陈歌辛、黎锦光、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柯灵、黄佐临、吴祖光等等。在这一个艺术集体的努力下，周璇成为了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先驱，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以表演音乐歌舞片而空前绝后的第一人。在周璇的一生中，她一共上演了43部电影，唱过不少于200多首的原创歌曲，其中在她主演的电影中主唱过114首插曲，这可能是到现在也未曾打破过的一个“记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演员，却有着“红颜薄命”、“遇人不淑”的宿命。为此，从40年代开始她几度精神失常，50年代初她回到上海的一年之后又犯病了。

　　关于周璇精神失常的原因，人们一直认为是她不幸和破碎的婚姻以及感情经历所导致的，或者是她“工作紧张又受日本浪人和汉奸的威胁，生活痛苦”所导致的，应该说这是周璇犯病的宿根。

　　周璇是毁在男人身上的。早在她与严华分手时，周璇曾写有一篇《我的为什么出走》，泣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因“猜疑、诬蔑、诽谤”而使她“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经过思索，我终于选择了‘娜拉’的道路，噙着泪水离开了家，离开了相处九年的丈夫”。当年那也是上海滩上许多新女性的共同选择。但后来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无论是商人的朱老板(后二人登报宣布脱离同居关系)，抑或喜剧明星的韩非，还是“两栖皇帝”的石挥，她要做“娜拉”，却只能是鲁迅先生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走后怎样》)这是在男权社会中的宿命。很多人认为周璇精神失常的具体原因，是她被商人的朱怀德所骗(骗钱骗色)所致，然而看她的日记却不尽然，因为在周璇给李厚襄的书信中还一直称朱怀德为“怀德”，甚至觉得对不起他。

　　其实呢，导致周璇精神失常的真正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有她个人的遭遇，也有她对社会的了不适和恐惧。前者，如她的孩子周民的生父始终不认亲生儿子等；后者则是她根本无法适应新中国文艺界的气氛，感到左右为难，甚至有动辄得咎的感受。因而周璇的心情是极不稳定的，怀疑有人在故意为难她、迫害她，自哀：“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在生活上她也感到不适，毕竟是大明星，原先的待遇如何，现在不行了，所以她想去南洋，但又不能那么随便就走。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许多靡靡之音、演了许多不好的戏，这在当时全社会自我改造运动的风气下是很正常的，但周璇却受不了了，竟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给了王人美一巴掌，而王人美还是周璇在演艺圈结交的最早的朋友。病后，王人美来看她，她在日记中说：“昨天王人美来，没想到她来，听她讲了半天话，知道她的阴险，太可怕！看看她吧，心里正笑着呢，我自己也对不起一个人，良心在当中，我怕什么？我不说谎话，我周璇就不爱说谎，可是你们要强迫我，有意危害我，我能服你们的帖吗？”

　　周璇发病之后，相继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京的北大医院、上海精神病疗养院医治。现存她病中的日记，是1951年9月13日至10月20日这一段时间内的，当时她正在拍摄电影《和平鸽》。说实在的，那是有关领导特意让她上戏的，也就是特意给海外的人看的，用以证明新中国文艺界的繁荣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可是不久，周璇因拍摄现场一个情节触发了她那纤弱和敏感的神经，她突然神经错乱了，待回家休养后又因治病的需要与孩子分开来住，她更加不能控制情感。更不幸的是，就在她病情发作时，她竟被一个上海话叫做“拆白党”的流氓(当时电影厂的一个美工)所诱奸，使她的病情更加厉害，以至于完全不能自我控制。于是她被单位和友人送进虹桥疗养院，现在遗存的她的这些日记就是她在疗养院写的。

　　这些日记反映了她当时真实的心境和其精神状态，看得出来，她是很配合治疗的，某种程度上她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然而，她总是有着“不正常”的恐惧感和怨恨的情绪在内，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她写道：“好几天没有记日记了，事情想起来真是太使人害怕，不写了吧！没有什么可写的。总之做错了事是一样的倒霉，可是太冤枉了呀，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等着吧！”此后，她不再写日记了。

　　二、50年代的电影界

　　周璇回来后不久，土改、镇反、整风、抗美援朝等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尤其是电影界，有了一场后来被称为是新中国第一场“大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到了1952年，又有“三反”、“五反”等运动。这时她如果还在香港，大概处境也不会太好，港英当局把滞留香港的一些电影工作者如司马文森、齐闻韶、马国亮、刘琼、阳华、白沉、沈寂、狄梵、舒适、蒋锐等强行押解出境，并宣布“永远驱逐出境”，这些人大多数也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制作的体制已经完全改变了，如当时的《文艺报》就有文章批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的创作方法是“抄袭好莱坞的创作方式”，“在作品中可耻地为资产阶级宣传”，夏衍等也受到了点名批评。此后整个文艺界开始整风，到1955年又爆出一个“胡风事件”，大导演史东山以自杀为抗议。接下来又是一个“肃反”

　　运动，也都牵动到了电影界。这些政治运动对周璇来说是陌生的，她不会不有所感触。

　　到了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 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热浪下，一个“小阳春”的局面形成了，此后直到翌年夏天的反右运动突然爆发，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阶层的人群纷纷把他们早已积蓄在心的苦闷和不快倾吐出来，热情帮助执政党“整风”。以上海电影界为例，《文汇报》展开了“电影问题的讨论”，诸如如何看待弥漫在电影工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怎样提高艺术创作领导；怎样继承优秀传统；电影是不是要“干预生活”；如何改进电影生产组织形式；如何使用演员和培养干部；如何看待“票房”等，都被提了出来。

　　曾经当红一时的女影星们在新时代里也有她们的烦恼，原来“国统区”闻名的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舒绣文在“鸣放”的鼓励下，就发表了一篇《请为电影女演员多想想》的文章，她说：“回顾几年来，许多专业电影女演员被积压，常年没戏拍的境遇确实令人烦恼苦闷。”比如《女篮五号》等电影，纷纷使用新人，或聘用非专业演员，结果把专业演员晾在一边，她不由地发问：“难道我们厂内的女演员都成了废物了吗？”如果不是为了给海外作宣传，周璇也难得有上戏的机会，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周璇的处境了。

　　周璇发病之后，吴茵、黄宗英等经常去看望她。她的病情很不稳定，记忆混乱，不过当黄宗英告诉她“四大名旦”的白杨、舒绣文等还在拍电影，要是周璇的病好了黄宗英就要和她演两姊妹时，周璇笑了，她期盼演戏啊。可是，她的下一场戏，居然是让她“重新走上银幕”的一部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特地到上海为她拍摄的反映其疗养生活的“新闻简报”，周璇为此还“异常兴奋”，不过，她的病是好多了。然而，她终于没有痊愈，“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上演了，对她又造成了新的刺激。

　　那是让许多正直和敏锐的知识分子遭受打击的日子——电影界如此，歌唱界如此，周璇当年唱红歌曲的几位作者——刘雪庵、陈歌辛等，也都在所难逃。写出《何日君再来》、《早行乐》等的刘雪庵，这时被称为“下流反动歌曲能手”，这些歌曲“曾毒害过不少的青年，使人堕落腐化”。

　　写下《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天才作曲家陈歌辛(音乐家陈钢之父)也是天马厂有名的大右派，他和周璇都是解放初从香港回来的，现在被指责是“敌伪时代麻醉人民，鸣放期间猖狂反党”的坏分子，甚至还说他从香港回来之后“即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反党活动”。那么，曾经唱红这些歌曲的“金嗓子”周璇，她算是什么呢？她不是曾被“落后力量”所包围、在香港拍过《清宫秘史》等坏电影么？这真是让人禁不住要问一问的话题——假如其时周璇没有犯病、甚至假如说她后来没有病死，那么，她会怎么样呢？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假设”了。

　　当如今再回首那场称为是“阳谋”的政治运动时，我们可能会惊讶于这种政治运动的一大特征，即它惯常的一个方式是让自己人“兄弟阋于墙”式的互相开战，因为用这种方式来挫败知识分子的自尊或良知是最有效的。尤其在反右运动期间，可谓得心应手，一人落难，众人投石，风气所至，传统道德和品行荡然无存。历史的残酷还在于此风一开，说不准下一次就轮到你了，比如参与批判刘雪庵、陈歌辛“黄色音乐”的陆洪恩、王云阶、沈浮、周小燕等，后来无一不是“请君入瓮”吃了苦果的，指挥陆洪恩甚至是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枪毙的！

　　三、周璇与石挥及结局

　　上海电影界要说先前的“电影皇帝”，就是石挥和赵丹了。赵丹为世人所熟知，石挥的艺术成就也非常了得。石挥自1940年到上海后，不久就进入其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他是上海滩上几个话剧团的台柱，《雷雨》、《家》、《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夜店》等等，他都演得得心应手，一时被称为中国的“话剧皇帝”。上海成为“孤岛”

　　之后，石挥又闯入电影界，他的形象在银幕上熠熠生辉，《世界儿女》、《乱世风光》、《假凤虚凰》、《太太万岁》、《艳阳天》等等，他又几乎成了中国的“电影皇帝”了。

　　周璇早就看过石挥的戏，也在上海剧艺社演出的后台认识了他，看着他在戏台上维妙维肖地塑造各种人物，周璇心目中就有了崇拜的偶像。

　　她和石挥、赵丹也都是彼此要好的挚友，石挥也曾对她亦庄亦谐地讲叙过自己的经历，那又同样深深吸引了周璇，于是石挥成为她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伴侣。

　　但是两人各自忙于演戏，尤其是周璇，由于过去不幸婚姻的教训，使她对新来的爱情既兴奋又恐惧，结果两个人见面时，谈话是虚虚实实，感情是真真假假，在生活中也像在演戏，此后直到1946年周璇去香港之前，两个人才在依依惜别中彼此倾吐了衷情。

　　在香港拍了两部影片后，周璇很快回到上海，开始在《夜店》中得与石挥第一次合作，此后他们订立了婚约，周璇又匆匆去香港拍戏去了。

　　然而，在香港，由于周璇耳旁不断听到负面的信息，加上电影圈子中“八卦”的绯闻时有所闻，艺术家在生活上也多是不拘小节的，这就使周璇复燃的爱情火苗渐渐熄灭了。周璇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她与石挥只有客气地寒暄而已了，石挥也以为周璇如一些报刊上所说，是真的“决不与国内人配成佳偶”了。据说他们之间最后的一面，是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石挥长叹一声，用双手拍膝站起，然后效仿美国电影《飘》中白瑞德向郝思嘉告别的一个动作，遂一个转身离去了。

　　周璇最后看到石挥，是在疗养院对面的新华电影院看影片《光辉灿烂》，她在银幕上又见到了石挥。当时她不禁触景生情，想到自己与石挥的旧情，回去后她就在日记中写道：“好久没有看见石挥了，他的演技永远使人喜欢，好些话都让观众拍手遮了过去，一点也没听出来。也不知道他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因他告诉我要同童葆苓订婚了呢！很使我难过，当然我愿意他更能幸福，对于我们的友谊之爱决不改变。总之，只有我自己对不起人家，没有别的话好说，永远回忆着，自己难过吧，活该！”这以后，她的病又复发了。

　　1957年7月22日，周璇在经过了6年的冶疗、即将康复离开疗养院时，突患脑炎去世。人们在追悼会上发现，参加者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影坛的所有精英——蔡楚生、于伶、袁文殊、瞿白音、张骏祥、应云卫、沈浮、陈鲤庭、贺绿汀、黄佐临、郑君里、白杨、王人美、金焰、赵丹、黄宗英、舒绣文、刘琼、魏鹤龄、宣景琳、王丹凤、黎锦晖——但却没有和周璇曾有过感情经历的石挥。

　　在这之后不久，石挥从人间“蒸发”了。电影界的反右运动，“成果”之一是揪出了石挥——“政治上的老右派，社会中的坏分子”。他在“鸣放”时发表的《东吴大将“假话”》和《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以及与赵丹等人的《我们的建议》等都受到了批判。尤其石挥这个人一贯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又善于调侃，比如他说到某些干部的形象，是“干部看到了上级，卑躬屈膝，前面衣襟长了两寸；干部见了下级，昂首阔步，后面衣襟长了两寸”。此话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却令一些干部恨之入骨。石挥为人真诚直率，他看不惯做假的风气，说了真话，吃了亏。

　　在反右的高潮中，石挥被指责为“反党成性，道德沦丧”。前者是说他“利用各种机会在青年中放毒”，“建立反党基地(即“五花社”)，破坏人民电影事业”，以及包庇反革命分子一贯违法”；后者则称石挥曾乘周璇发病之机，“偷偷地侮辱之” (这大概是把那个电影厂的流氓美工移植到石挥身上了)，于是石挥臭不可闻。加上他导演的两部戏《关连长》和《雾海夜航》大受批判，好友赵丹等也写了长文批判他——1957年12月，赵丹和瞿白音在《文汇报》连载长篇批判文章《石挥的“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批判石挥的“成功之路”是靠“自我吹嘘，投机挑拨”，其“表演特点”不外乎是“卖弄低级趣味”、“充满没落阶级的感情”和“歪曲人物形象”，以及“在正面人物鼻上抹白粉是其惯使的拿手好戏”等，还上纲上线，说石挥是“反动阶级的狼狗，时刻在边上窥视着我们”，并表示石挥走的是“堕落的道路”，而“我们的道路是到群众中去”。显然，这样的“批判”文章对石挥来说不啻是在伤口上又撒了盐，他终于绝望了。

　　在此前后，即在对他的第二场批判大会之后，石挥失踪了。从此没有人再见到过他，直到很久以后，有人才在吴淞口外的大海边发现了一具男尸，后来经公安部门查明，这就是石挥。那已是周璇去世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