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顾名思义是在安徽江淮大地上兴起的军事武装。它迅速崛起于19世纪60年代初，消逝于19世纪末，一度曾是清朝朝廷最为倚重的雄师劲旅，独领雄风40年。它的统帅李鸿章虽然备受非议，但对于这支军事力量在中国近代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

　　如何评价淮军，首先要看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概括地说，淮军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起源，即早期团练阶段；(二)编练成军；(三)“平吴”，即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四)“剿捻”，即镇压捻军时期；(五)分防，即充当国防军；(六)中法战争；(七)甲午战争；(八)抵御八国联军战争，共八个阶段。这期间又经历了两次装备更新(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为第一次，70年代海防大讨论至80年代末为第二次)，由此带动了军事工业近代化以及近代企业的涌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其次是淮军从建立到消亡，共经历了五次战争，四十年间打了五次战争。前两次是内战：“平吴”、“剿捻”；后三次是抵抗外敌入侵：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抵抗八国联军入侵，淮军将士从总体上表现不错，从刘铭传到聂士成，牺牲了无数英烈，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从1962年到1900年的将近40年间，淮军共产生出数百位提督、总兵(即今天的军、师级，如果算上记名和候补足有1300多名)，在长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它充当了近代中国国防军的主力，布防区域从东北的旅顺大连起，经山海关到整个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台湾、福建、广东、广西，覆盖了整个中国的海疆。可以说，如果没有淮军(还有湘军)，这样一些让西方列强不容忽视的正规军，中国有可能会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了。

　　由此可见，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淮军，是晚清军事史上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清代军事体制从传统向近代转化过程中承先启后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它在内战中组建，伴随着近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发展，由推行营制装备近代化而壮大，并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直至19世纪末，逐步取代传统的八旗、绿营旧经制军而成为国防军的主力；这期间也正是中国近代外患日亟、御侮图强刻不容缓的历史时段。因而，淮军的成败得失，对于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晚清军事制度变迁、近代国防和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诸方面的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淮军，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根据目前史学界研究的状况，可以归结为三个走向：淮军是一支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标志着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水平，并且充当了这一时期国防军主力的军队。过去有一种片面的说法，一提到淮军就把它的起家和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联系到一起，认为它和湘军都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是反革命军队，这是比较偏颇的。现在的国家清史文献工程，把《湘军》和《淮军》两套文献资料列入编纂重点项目，而不是像以往只强调太平军、捻军等造反武装，这本身也说明了时代不同了，学术视野和观念也在进步。

　　再从淮军本身发展的历程看也很说明问题，从建立到消亡的近40年里，内战(镇压太平军、捻军)只有8年左右，到1870年以后，它主要承担的就是国防任务了，五分之四的时间是在抵御外侮。这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巢湖淮军昭忠祠(1894年甲午战前建成)所写的碑记可以证明，他的笔下几乎很少涉猎到淮军在内战中的“战功”，而是大谈淮军在近代军制变迁中的地位，以及淮军作为“屹立中国”的军事“重镇”镇守海疆的功劳。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历史群体的功过，都应该放到整个历史潮流的背景下去考察。同时，还要看他们比前人是否提供了新东西。淮军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生事物出现的，代表着中国先进军事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近代的内外战争中，总体上是功大于过，过不掩功。

　　再就是，淮军有没有、究竟有多少文化底蕴？从梁启超开始，就有不少学者批评李鸿章“匮于学植，没有理论”，又说他“好以利禄趋众”；加上淮军将领里面文化程度高的不多。所以许多论者把它和湘军相比较，认为这支军队没有文化(是一支“叫花子兵”或“近代雇佣军”)。我不敢苟同，在这里也可以做两个方面的比较：

　　一是和安徽的桐城派相比。从文献资料来看，和国家清史《淮军》资料整理同时批准立项的《桐城派》资料整理项目，经过摸底调研，全部资料大约在一亿二千多万字，但桐城派的时间跨度长，从清初到清末民初，占据了整个有清一代的文苑，所以有“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的美誉；但它的内容主要是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主的诗歌文论。只是到了吴汝纶的这一代，才有了一些与近代西学有关的记述。

　　而淮军就不同了，我们目前已经收集需要整理的淮军资料约有八千多万字，加上李鸿章个人的两个三千万字(新编《全集》三千万字，李鸿章直隶总督题本三千万字)，字数达到一亿四千万，大大超过桐城派；而时间跨度只有四十年。其中包含的内容，除了军事部分以外，几乎涉及到近代西学的各个领域。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千一大变局”，当时的洋务派已经看到，要御侮图强，就应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急起直追向西方学习，这种学习是全方位的，所以内容无比丰富。淮军将领虽然文化程度低，反过来说他们受封建传统的束缚也少，对于西方先进事物，大都能虚心学习，如刘铭传、张树声、聂士成、周盛传、丁汝昌等，都有过很进步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另外，淮军又是一个不完全局限于地域观念、比较开放的军事系统，突出表现就是一大批洋雇员(洋教练、技师、顾问)的进入，还有江、浙、闽、广一大批有眼光、有作为、有特长的人士(包括近代工商科技各个门类)参加进来成为淮军的幕僚，他们的言行、业绩，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这些新知识、新材料，可能不属于传统的文化范畴，但不能不说它也是一种社会处于极度巨变的转型期所留下的文化痕迹——新旧交替、西学东渐所留下来的文化烙印。研究它、发掘它，同样具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是和湘军相比较。有论者常认为湘军将领都是上马能治军、下马能讲学的儒将，是中国儒家传统“修、齐、治、平”的典范。这和曾国藩创立湘军的原则“选士人、练山农”、以用来“忠君卫道”有关系。淮军虽然和湘军有着“水源木本”的渊源关系，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对于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汲取和本身营制装备的改进中，逐步走上了与湘军不同的发展道路，最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内战结束后，裁湘留淮政策的出笼，本身就说明了从淮军整体上在清廷国防战略地位的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后期湘军(尤其是左宗棠一系)也在变，变化的方向也是和淮军一样，向着近代化、西化前进，但是毕竟不如淮军的器局开阔、成效显著。这同样是不能用传统的“文化”概念可以衡量的。

　　因此，把握淮军的文化底蕴，就是要了解和把握这支军队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在当时社会大分化、大变动、大转型的转型期，是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走在时代前列的。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看待淮军的历史功过，既要立足安徽，又要跳出安徽。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合肥是淮军诞生的摇篮，安徽淮军成长的土壤。淮军充当国防军，它的防区、驻地散处全国，尤其是在整个海疆，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环状保卫圈。当年的炮台、营房、兵工厂、军事学堂、军港船坞、烈士墓、纪念碑，以及现在保护性的陈列馆等，遗址俱在，旧貌依存。了解这样一个环状国防圈，对我们的先人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年代，能够为了保卫国家而放弃小家，离乡背井，在祖国边陲安营扎寨，这是足以令后世的家乡子弟深感自豪的；由于淮军，我们安徽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在全国留下那么大影响，这也是我们安徽、我们合肥的一份宝贵的财富。